按照玛邱罗尼塔的说法，如今整个立陶宛的布尔什维克党党员，包括预备党员在内，总共也只有两万一千多人，在这其中，还有六千多人是非立陶宛族的调任干部，也就是从联盟其它地方调任到立陶宛来的干部。而在三年前，也就是一九四七年联盟撤销立陶宛局的时候，立陶宛拥有布尔什维克党党员人数为一万六千余人，换句话说，在过去长达三年的时间里，立陶宛的布尔什维克党党员人数只增加了不到五千人。
除了组织活跃度不高之外，玛邱罗尼塔还批评斯涅奇库斯消极应对立陶宛的“苏维埃化”改造，他对立陶宛的农业集体化工作欠缺关注，致使整个立陶宛的农业集体化进程严重滞后。他排斥联盟向立陶宛输入移民的政策，尤其是排斥俄罗斯人进入立陶宛，事实是，在过去几年中，联盟一直在推动向波罗的海地区移民，借以推动波罗的海三国的“苏维埃化”变革进程。但是就像玛邱罗尼塔所说的，在波罗的海三国当中，的确是立陶宛的移民工作最不顺利，因为这项工作遭到了整个立陶宛官方的抵制。
将整份报告从头到尾的浏览了一遍，维克托抿着唇角，一只手在沙发的扶手上轻轻敲击着，面露思索的表情。
作为联盟国家安全工作的负责人，维克托当然知道立陶宛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自然也知道斯涅奇库斯是个什么样的人。实际上，在整个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不仅仅是斯涅奇库斯，包括爱沙尼亚的尼古拉·卡罗塔姆以及拉脱维亚的爱德华斯·别尔克拉夫斯，都在民族问题上存在一定程度的问题，而且，在这些人中，斯涅奇库斯还算是表现的比较收敛的了，尽管他在某些问题上对莫斯科阳奉阴违，但就总体而言，他还不敢同莫斯科对着来，更不敢改变莫斯科下达的命令。
在波罗的海三国的领导人中，问题最严重的要数爱德华斯·别尔克拉夫斯。不要误会，此人并不是拉脱维亚的第一书记，而是拉脱维亚部长会议副主席，不过，因为一些历史性和民族性的原因，此人在拉脱维亚党内的地位、资历以及威望都很高，身为第一书记的尤尼斯·卡伦别尔津斯，很难在党内对其形成约束和压制。
在过去几年中，拉脱维亚第一书记与部长会议副主席之间的斗争就没有停息过，后者在拉脱维亚各级党委、苏维埃执委会中，大肆安排、提拔拉脱维亚本族干部，并以此为手段，对前者逐渐形成压倒性的政治优势。
按照联盟做出的规定，波罗的海三国必须使用俄语作为公务往来的官方用语，至于拉脱维亚语则是不能进入公务往来领域的，但身为部长会议副主席的别尔克拉夫斯，却在他所负责的部门领域内提出完全背离莫斯科规定的要求，即要求所有进入相关部门的公务人员，必须在两到三年内学会使用拉脱维亚语，否则的话，就会被逐出任职的部门。
是的，不要觉得惊奇，这就是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的实际情况，可以负责任的说，尽管这三个国家现在属于联盟，是联盟的加盟共和国，在那里执政的，也是由莫斯科所任命的党员干部，但在实际上，那里的民族主义甚至是分离主义情绪，从来都没有得到过有效的扼制。与此相反，尽管最近几年里，联盟的内务部门一直都在清剿三国的民族主义游击队，但那里的民族主义情绪，却已经通过党员干部民族化的形式，渗透到了三国的党组织内部。
“我的看法是，莫斯科必须对各加盟共和国内部日趋泛滥的民族主义情绪、党员干部民族化的现象，进行一次深入的、彻底的批判和清剿，”苏斯洛夫在一旁继续建议到，“否则的话，假以时日，这些问题将复杂的难以解决。”
维克托抬起头，他将手中的文件交还给对方，略微沉吟了一会儿，说道：“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同志，我认同你的意见，而且，长期以来，我一直都认为党员干部民族化的问题，是一个攸关我党内部团结，攸关联盟长治久安的重大问题。不容忽视的一点是，在我们党内，的确有一些阴谋分子、野心家，正在利用这一点，疯狂的攒取权力，拉帮结派，搞小团体、小集团......”
摸摸裤子口袋，口袋中空荡荡的，习惯装在口袋里的香烟，此刻正躺在不远处的办公桌上。
旁边的苏斯洛夫显然是知道维克托在找什么，他抢先递过来一支香烟，同时，眼巴巴的看着维克托，期望他继续说下去。
苏斯洛夫同志在反对党员干部民族化的问题上，同样也有着鲜明的立场，毫不客气的说，他是坚定站在维克托这一边的，之所以如此，并不仅仅是因为他能够认识到党员干部民族化的危害性，还因为反对党员干部民族化对他是有利的，准确的说，反对党员干部民族化这一点，对大部分莫斯科的高层党员干部都是有利的。
党员干部民族化的现象，主要是在各个加盟共和国比较常见，而莫斯科并不存在这种现象发展的土壤。从这一点上讲，党员干部民族化与反对党员干部民族化，其实也是地方干部与中央干部之间的分歧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