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光道就拿出一份名单说：“那个干部连里面有三个是原团级干部，有十二个是原营级干部，其他的全是连排级干部。三个团级干部分别是原红七军团副团长梁三喜、原红十三军宣传科长邹平原、原红八军团团政治部主任方文声。”
江云想了想，就说：“这样吧，政治部和后勤部本来就事情多，再让李清和胡征兼任新兵团的团长政委不太合适，现在既然有干部了，就让他们来干，可以让梁三喜同志担任新兵团长，方文声任政委，邹平原同志可以担任师政治部副主任，主要负责宣传工作，其实我倒是想成立师保卫部，现在咱们仗是越打越狠，队伍是越来越大，面临时的环境也会越来越复杂，保卫工作不得不加强了。”
就听罗荣恒说：“我对这个邹平愿同志还是比较了解的，他原来是地下党，从事秘密工作已经十来年了，三年前因为身份暴露才回到苏区工作，十三军改编后他被放到保卫局拉任巡视员，半年前被撤职，本来是要审查的，但后来瞿秋白同志说情，才没有再揪住他不放，长征之前才把他编入干部团，如果我师要组建保卫部，他是最好的人选。”
江云这下可真是高兴了，忙道：“他就这样，任命他为23师保卫部队，咱们现在师党委是五个人，太少了，我看可以把他吸收进来，还有副参谋长林中则同志也一样，让他们两个也进入党委会。”
罗荣恒点点头道：“我看可以，这两个同志一个负责内部保卫，一个负责外部情报，职务任务都相当重要，进党委也合适。”
江云就接着说道：“那就这么定了，散会后向中央请示把林中则同志和邹平原同志吸收进党委。另外那四个老红军连嘛，我看就全部补充进67团，这一次四关守卫战他们打得很艰苦，损失太大了，参谋长，你告诉蔡立中和王南平，这四个连给他们可以，但是他67团只有2500人的编制，不能超编，多出来的人让他们自己看着办。”
王光道就笑道：“那就让他们挑四个连队的新战士出来交给新兵团。”
这个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江云才想起胡征还没有汇报完呢，就让他继续说，胡征又说到了武器方面，现在部队已经齐装满员，除了送给中央的武器弹药外，在辎重团存放的还有六千多支中正式步枪，其它的武器已经没有库存，另弹药方面除了部队携带的五个基数和各团辎重连存放在五个基数外，辎重团这边还有迫击炮弹山炮弹300发、1200发、重机枪子弹10万发、轻机枪子弹30万发，步枪子弹80万发，手枪和冲锋枪子弹加起来共有十三箱。从数字上看不少，但是如果算上23师现在的近两万人的话，平均一下，已经很少了。
在其他物资方面，从灌县开始，后勤部就一直在鼓励群众做军鞋、军被、军装，除了现在战士们每人两套之外，现在库存的还有一万套，如果一直在道县住下去，还可以增加，但是布匹是个困难，之前的布匹都是从周围的县带过来的，现在只怕那些地方也断货了。粮食方面情况也不错，如果人数不再增加，那么还可以吃上两个月，这些粮食一部分是从国军手上缴获的，一部分是从当地的粮商手上买来的，另外，辎重团还收购了一批腊肉，大概有两万近左右。
听完他的汇报，江云就表扬他：“后勤部工作做得不错，特别是花钱跟商人买东西这一点做得很好，我们有些同志啊，总认为有钱就是坏人，只有穷人才是好人，这是一个误区，必须要让同志们认识清楚，一个人的好坏不是用有钱或者没钱来评价的，普通的商人凭本事做生意，加强物资的流通，赚取合理的利润，那是对社会有贡献的。咱们总不能到一个地方，就把那里的商店抢光，把所有有钱人杀光吧？真要是那样的话，就不是闹革命了，那是真正的匪患，当初在中央苏区，为什么做生意的都跑光了？那就是我们自己做得不够好，对他们不够尊重嘛。有些同志可能觉得商人太势利了，不是好人，但是我想问一下，在苏区的时候，那些生意人跑了以后，我们的日子是好过了还是更难过了？结果是很明显的。”
“咱们中国历史上的几个王朝，无论是强汉也好盛唐也好，无不是商业极为发达的时代，可是到了明朝清朝呢，不仅关闭海关，更无所不用其极的压迫商人，后来怎么样了？后来就换来了我中华民族的百年屈辱。同志们，咱们闹革命，搞共产主义，是要让广大的劳苦大众都生活好起来，那么要怎么才能生活更好？说白了就是要让人人都有工作，人人都有书读，人人都有饭吃，总结起来就是要让大家伙都富裕起来，可是如果有钱人都是坏人的话，那我们将来岂不是不能富裕？那怎么得了，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个理？所以我今天要在这里说一句说，贫穷不是共产主义，我们是穷人的队伍不错，但是在对待商人和地主的时候也要区分对待。”
“打个比方，有两个地主，一个呢，他是祖祖辈辈辛苦劳作，用心经营，有了钱就买地，慢慢的家大业大成了地主，但他却没有对任何人做出恶行，买地的价钱也十分的公道，平常让村民们给他干活付的工钱也合理。另一个呢，那就是强买强卖，甚至强抢，只要是他看上的地，想尽一切办法都要把它弄到手，坏事做尽。这两个地主我们能同样对待么？肯定是不能的，对于前者，我们要耐心的工作，要鼓励他把多余的土地让出来，或者由政府出面把地买过来，但对于后者，就不用客气了，直接镇压。”
江云说得兴起，见大伙都听得入了神，就干脆也不停顿，又说道：“那么要如何去分辩这些地主那些是好人，哪些是坏人呢，这个就牵扯到一个道理，我曾经给中央写信的时候提到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切都要以事实为依据，不能单一的盲听盲从，我们对一个人、一件事物的判断必须要做到证据充足，不能看到有人说他是坏人就认定他是坏人，这个社会上总有那么一部分唯恐天下不乱的人存在，喜欢搞是非，喜欢挑事，咱们就不能听他的，要经过认真的调查，一丝不苟的核实，摆事实，讲道理，最后得出结论。其实说到底，就是法律，我们红军部队军纪严明，有的部队战士犯了一点小错就枪毙，我认为这样很不好。”
“比如在咱们23师，一个战士犯了错，团长说要枪毙，他就被枪毙了，或者我这个师长说要枪毙，他就被枪毙了，这是不对的，杀人是那么简单的么？他犯的什么错，根据这个错误他应该得到什么样的处罚，这些都要有明文规定，不能一犯错误就枪毙，一个改过的机会都不给人，这很不好。在我看来，我们红军战士只有三种情况才能被枪毙，一是判变，二是因为他的错误给党和红军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三是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带去了很大的损失，只有这三种情况下才能被枪毙。但是如何判定一个人是否符合这三个条件，那就是我刚才说过的以事实为依据，要讲证据，讲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