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宝林和卢忠良两人回去准备去了，江云已经给了他们明确的命令，他们两人可各自保留一个排的警卫，其他的士兵和军官将会统一安排，一个星期后，将会有两万人要送去西安，到时候，两人也要随队出发，到西安的红军大学去学习。
为此，江云还专门安排了一个教导队的教员给两人，让他们在这一个星期内跟着这个教员学习纪律条令，以及党和红军的各项常识，为去红军大学做好准备，早些掌握好这些东西，也免得到了红军大学后显得太另类。
到了新的指挥部，江云坐下来，看着走进来的罗荣恒、程子华、吴焕先、胡征、邹平原、林中则几人，笑道：“诸位，有没有一种当家作主的感觉？”
众人都笑了，这个时候大局已定，大军都已经入主银川了，大家的心情也放松下来，继而又有一种不敢相信的感觉，想想一路以来的艰辛，如今总算是有了一块属于自己的根据地，还是这么大的一片根据地，众人都有一种做梦的感觉。
程子华感叹的说道：“在商南的时候，我就以为自己已经革命到头了，哪知道碰上了军团长，现在又能有这样的局面，感觉实在是有些不真实。”
吴焕先甚有同感的点点头，说：“没错，这种感觉我是最深的，当时子华同志和海东同志重伤在身，我那时就有一种作最后一拼的打算，哪里会想到有今天这样的局面，那时候只想着能够通过敌人的封锁线，找到一个可以驻扎的地方就不错了，说起来还真是要感谢军团长，说实话，当时看军团长这么年轻，有有些不以为然，这一路走来，我算是服气了，我军战将无数，但不管换了谁来，也弄不出这么大的局面来。”
对于这句话，几人都深以为然，一齐点了点头，胡征说：“你们那算什么，我当时可是被桂军俘虏了的，身上又有伤，已经都绝望了。而且那个时候大部队都已经过江了，谁能想到会有一支部队敢打县城啊，当时被救出来还有些不敢相信呢。到了23师，本来以为军团长会带我们过江追赶大部队的，没想到却转身进了湘南，大闹了一场，接着就一发不可收拾，一次比一次闹得大，到后来，占领武汉，进驻西安，我都已经麻木了，其实我们这些人还不算什么。感触最深的应该是那些从十八团就跟着军团长走过来的同志们，据说最开始，军团长身边只剩下十七个人，加上他自己也才十八个人，十八条好汉，谁能想到才不过半年多的时候，如今已经好几万人马了，而且是我军武器最精良的八军团。”
见几人还要说下去，江云都有些不好意思了，他清楚自己的本事，无非是占了个穿越者的便宜，否则哪里会有这样的成就，忙打住说道：“都打住吧，说得我好像有三头六臂似的，你们再这么夸下去啊，我都不是人了，工作是大家做的，仗是同志们一起打的，真要说起来，我也是占了便宜的，当时湘江东岸失散那么多人，我只是负责组织起来，这也是个机会，再加上国民党大军其实重点都放在了大部队身上，我们才有了可趋之机，不能说明我有多厉害。”
罗荣恒也接过话头，说：“军团长说得不错，革命的胜利不是靠某一个人，也不是靠某一群人，是要靠所有人的努力才行的，现在还不是歌功颂德的时候。”
见众人都坐定了，他继续说道：“现在八军团已经占领宁夏，相信扫清宁夏全境也是指日可待，但工作却是更复杂了，以前我们只要考虑打仗的事，现在不同了，一套班子，却要负责两方面的事，军事上不能放松，但民政上却不能落下，还要以最快的速度抓起来，如何稳定人心，控制局面，发展农牧业、工商业，还包括我们的军工业都是重中之中，只有让老百姓认同了我们，并支持我们，才算是直正在这里站住了脚。”
说到这里，他看向了江云，江云会意，清了清嗓子，说道：“我补充两点，一，相信各位也知道中央关于保护发展工商业的条令，这个我不多说，我只说一点，那就是我们的老百姓，不仅仅是工人和农民，也包括商人、知识分子、手工业者等等各行各业的人们，所以我不希望出现破坏工商业的事情发生，政治部要抓紧宣传，要扭转那种把所有的有钱人都当成坏人的思想，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革命为了什么？难道就是为了把全国人民都变成穷人吗？只要他没有违法，那么他能赚多少钱是他的本事，我们还应该号召大爱向这些人学习。打个很简单的比方，有两个人，叫张三和李四，张三很勤快，脑子也灵活，经过了十几年的时间挣了一笔家产，过上了富裕的日子，而李四呢，好吃懒作，又不善经营，十几年就把家产给败光了，成了什么也没有的穷人。难道我们现在还要把张三的家产分给李四一半来显示我们的公平吗？天底下没有这样的道理。”
“做为政府，应该怎么做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创造一个公平的、宽松的发展环境，至于会发展成什么样子，那就要各凭本事了。只有竞争才能进步，绝对的平均主义是行不通的，反而会促进一部分人的惰性，这种惰性一旦找到发展的土壤，后果将会不堪设想。讲到公平和宽松，这里就涉及到一个法制问题，这个事情由罗政委负责，一定要尽快的把法制休系建立起来，我们所有的干部同志都要进行法律方面的学习，乡里要有法制干部，县里要建立人民法院，省里要建立高级人民法院，我会建议中央建立最高法院。军队还要建立军事法庭。只有法律才能创造公平，比如说一个人有没有罪，谁说了也不算，我说了不算，甚至毛主席说了也不算，而是法律说了算，由法院进行审判，用证据说话，你说他有罪是吧，那好，拿出证据来。”
“我要说的第二个事，就是这西北是民族杂居之地，宁夏也不例外，回民很多，回民的传统习俗我们大部分同志可能不会认同，但一定要尊重，所以民族政策的制定，和民族事务的处理，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课题，也是一个斩新的课题。在这一点上，国民政府的民族政策我们也可借鉴，合适的用，不合适的就改，不能说国民党的东西就是坏的，很多政策都是好的，坏的只是执行的人而已，这一点要弄清楚，要善于借鉴和改进，不能搞否定一切那一套。”
“根据西北的特殊情况，我相信中央不会不重视，我会建议中央组建民族事务委员会，那么到我们宁夏呢，我有一个想法，这个想法同志们可能会有些想不通，我提出来，大家议一议，看行不行得通。就是我想找马鸿宾谈一谈，如果可以，我就向中央报告，把马鸿宾留在宁夏，让他负责宁夏的民族工作。”
这话一说，还真是吓了大家一路，马鸿宾是什么人，大家都清楚，把这样的人留在宁夏，还要委以这很重要的工作，这个想法可是真够大胆的。
江云之所以提出这个建议，是有考虑的，在原来的历史上，马鸿宾在49年通电起义，解放后担任了宁夏省政府副主席，后来还是国防委员会的委员，国家民族委员会的委员，全国人大代表，政府改组后又担任宁夏省政府副省长，对于当时宁夏的稳定、国家民族政策的发展是有贡献的。江云不想因为自己的到来而改变马鸿宾的命运，他就算不是共和国的功臣，也算得上是有识之士了。而且在坐的几位对于民族事务都是门外汉，而这又恰恰是马鸿宾的长处，马家这些年虽然在宁夏搞得不怎么样，但处理民族关系上还是有建树的，马鸿宾的经验也很难得，反正以后不可能再为敌了，发挥一下他的才能也是好的。
见大家都不说话，江云就笑道：“都说说吧，现在只是这么一个想法，有不同意见也要提出来，咱们不搞一言堂那一套，摆出来讲道理，我说的也不一定是对的。”
罗荣恒说：“倒不是觉得军团长说得不对，只是这个马鸿宾身份比较特殊，他是国民政府委任的甘肃省主席，处理起来要谨慎啊。”
其他人显然也是这个意思，都点了点头，吴焕先也说：“我知道军团长的想法，这个人在西北这么多年，处理民族事务比较有经验，但我们也不得不注意一下他的身份，这是比较麻烦的地方。”
江云想了想，说：“我是这样考虑的，马鸿宾不同于马鸿逵，他在这里虽然名分很高，但是没有实权，把他留在宁夏，他就只能听我们的，搞不起什么小动作，如果是马鸿逵那样的人我想都不会想。而且这个人在西北并没有什么恶评，他的父亲马福禄将军是在抗击八国联军的时候牺牲的，相信他应该明晓大义，你们也知道他处理民族事务经验丰富，那么为什么不能人尽其才呢。他一直以来其实都没有当过权，现在马家军也没有了，西北也让我们红军给占了，他是不可能再起什么争权之心的，这一点上马鸿逵父子就不一样了，所以把他留在宁夏是安全的，也是有利于我们开展工作的。当然了，一切都要听从中央的安排，还要听听他个人的意愿，如果中央不允许，或者他自己不愿意，那我也不会强求。”
接下来，又是一番讨认，算是把这个事情给确定下来，由江云亲自找马鸿宾谈话，谈完之后再向中央汇报。众人并没有在这个问题上纠缠，反正一切都是从工作出发，大家伙都没有私心，又都是聪明人，都知道轻重。
散会后，江云让罗荣恒把会议内容整理后上了中央，省去马鸿宾的问题，这个事得等到他跟马鸿宾谈完之后再行上报。当然还有马鸿逵的事，他也有一些想法，等有时间找马鸿逵谈一谈，主要是马鸿逵收藏的那几件国宝一定要拿到手，那些东西不是他马鸿逵有资格占有的。